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世界上最大的货轮

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 时间:2020年05月29日 08:37:41

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

60岁那一年,我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再次起跑。这一棒,我跑了17年。这期间,国家不断加大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并引入高科技手段,国际交流合作也逐渐增多。敦煌石窟保护任务也更加繁重:自然侵害造成壁画病害、岩体坍塌等;迅速攀升的游客人数也给莫高窟本体及其所在环境的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此外,壁画、彩塑不可逆转地在退化,直至消失。我们的保护就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且要从“抢救性保护”过渡到“预防性保护”,最大限度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小时候,自从在课本上读到一篇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课文,我就开始向往敦煌。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组织毕业实习,我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少年时代的梦想即将实现,我把敦煌之行想得非常美妙。等到下车时,就傻眼了: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几代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文化艺术,付出毕生精力。对我来说,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是最大的幸福

《 人民日报 》( 2020年05月29日 20 版)

和家人两地分居19年,我反复追问自己,究竟要不要离开敦煌。当一个人面对最艰难的抉择,推动他做出决定的,往往是心底的内在信念和力量。我感到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老彭知道我离不开这里,他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来到敦煌。没有老彭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我。

随着数字化推进,我认识到,敦煌石窟数字化不仅要永远保存历史信息,还要服务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于是,我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想法。数字化还要再上台阶,努力达到智能化、智慧化——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人才。

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

时代在进步,敦煌保护理念随之更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我问对方:“你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他说:“不会!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我深受启发。长久以来,我焦灼于壁画退化和病变。如果数字储存可以使壁画信息永久“保真”,那就应该把所有洞窟的壁画都转成数字保存,而且要高保真、高清晰度、色彩逼真、形象不能变形!2010年,我们终于做出符合这一标准的洞窟数字档案。没想到莫高窟数字化试验,恰好符合几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理念。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灵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从大漠中的无人区到世界瞩目的研究院,几代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文化艺术,付出了青春和毕生的精力。对我来说,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我经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世纪40年代初,常书鸿先生就带领前辈们开始敦煌文化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老一辈人长年坚守大漠,筚路蓝缕,使莫高窟从满目疮痍到华彩重现。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向前推进。

“数字敦煌”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数字化的敦煌石窟及其壁画、彩塑信息库建设。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和彩塑保护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等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第二,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文化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窟外看窟”。如今,我们形成一套壁画数字化技术及规范,并培养了一支长期扎根大漠、掌握先进理念和数字技术的近百人的队伍。

一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着我们沿着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们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不过,当我得知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时,心里是犹豫的:我体质很差,第一次到敦煌毕业实习时,就因为水土不服提前离开;又因我男朋友、后来成为我先生的彭金章,在武汉工作。抱着先在敦煌认真做3年研究、再调去武汉的想法,我第二次来到敦煌。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2016年5月,我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让我倍感亲切、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子孙后代;未来的敦煌学研究也要力求突破创新,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敦煌学难题,一方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文化参考。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

樊锦诗,生于1938年,浙江杭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7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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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生动物保护法亟待修改和完善

    每经特约评论员 鲁子舜今年2月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此后不到3个月,甘肃、湖南、湖北等多地人大常委会也分别作出相应决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有的地方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执法检查。不过,从这一段时间的实施效果看,要想实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纯靠上述决定是不够的。在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决定实施过程中,现行的野生动物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不断暴露出来。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是1988年11月8日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虽然此后历经多次修改,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一是监管和执法漏洞较多。比如,法律规定,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猎捕活动进行监督,但实践中怎样监管却遇到了不少问题。执法人员普遍疑惑的是:这种监管是事中监管、事后监管还是全过程监管?是监管人员随猎捕人员一起行动还是每次行动后对猎物进行清查?由于猎捕活动持续时间久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清,对猎捕活动的监管,除了随机的突击检查外,实践中基本上靠猎捕者自觉,因而监管效果很容易打折扣。二是法律对我国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缺乏统筹考虑。比如,一些山区野猪繁殖力非常强,而且经常侵入农田,甚至进入村庄。如果不允许猎捕,农民面对野猪的侵袭不断增多,不安全性越来越高,虽然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补偿机制,但毕竟是事后的、被动的。如何更好地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保护的平衡,需要进一步考虑。三是禁止交易和禁食野生动物,还要考虑人工养殖业、中医药业等行业的问题。比如,牛蛙和小龙虾,从业者达到数百万人,其他不少野生动物驯化养殖的从业人数也都相当可观。全面禁止交易和禁食野生动物,这些从业者的利益如何保障,也值得深入研究。今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文件包括了拟在2020~2021年制定修改的17部法律,其中就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意味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已正式提上日程。我们期待此次法律修改能够进一步提升立法理念,进一步处理好“保护”“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出发点。在具体制度上,尤其是要明确公众参与制度,让公众充分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各个环节。另外,还要考虑确立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对滥食和非法交易等行为,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政府监管不力的,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从而使法律能够长上“锋牙利齿”。

合作专栏

  •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乡村振兴要让村民留得下来,稳住现在才能稳将来

    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工资剪刀差缩小,就近就业对于农民而言是很理想的生活,但问题是乡村是否有新的工作机会。对于农村而言,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是人才。但乡村的希望,在未来,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农民的收入问题有较重笔墨。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出发,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民就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看法。乡村如何找到新就业机会《21世纪》: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农民”,提出“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支持农民就近就业创业”。作为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你如何看?陶勋花:岷江村作为成都周边的农村,没有脱贫攻坚的任务,直接面对的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让村民们留得下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村民们在村里面有工打、有收入。因此,我认为要着力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只有稳就业,才能稳增收。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在乡村振兴的探索中,我认为可以从短期和中期来布局。短期的布局是要着力解决村民们收入的问题。中期则是要与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动力(310328)结合起来,如科技兴农、智慧助农。一句话,对于当下的农村农业问题而言,只有稳住了现在,才能稳将来。短期布局方面,我们着力解决的是村民们居家灵活就业的问题。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与政府调控的约束,岷江村所在的区域有特殊性,没有制造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过去岷江村的主要产业是花木种植业,但目前市场需求逐渐减少,使得我们需要扩大就业渠道,以增加收入。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一点,即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是要让他们参与就业培训,如果他们不掌握其他技能,就只能种地。但每一个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都不相同,因此在岷江村,我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量身定做他们的就业方式和渠道。《21世纪》:就目前的情况看,支持农民就近就业创业存在哪些难题?陶勋花: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出现了很多就业机会,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农民们传统观念很重,他们有着乡土情怀。五年前,我介绍了很多村民去城里打工,但是不久很多人都回来了。他们对我说,陶书记,尽管在城里面挣得多,但是开销大,在城里面挣3000元,不如家里面挣2000元,还可以兼顾老小和自家农田。因此,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工资剪刀差缩小,就近就业对于农民而言,既能够照顾小孩和年迈的父母,也可以在工休时继续种种地,是很理想的生活。但问题是,由于种地收入微薄,我们的乡村是否有新的工作机会?《21世纪》:在解决这一难题方面,岷江村是如何做的?陶勋花:举例而言,在返乡农民工方面,过去村里面很多人在浙江、江苏的服装厂工作,回到村里后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手艺优势?通过联系成都本地的服装厂,得知有制作校服中部分工序的缝制需求,但这群人过去做的是工装,和校服的工艺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又请本地的就业局前来做岗前培训,让他们的缝纫技术适应产品要求。现在,服装厂只需要定期把布料运送到村里面来,村民们制作完成后,再统一把成品送回去,目前已经解决了40多个村民的就业。对于长期留守在农村的村民,我们开设了手工培训课程,这样的就业方式更加灵活,他们甚至不需要统一在一个地方工作,直接把订单带回家做。做缝纫和手工作坊,其实解决的是女性的就业问题,而村里面还有大量的男性劳力,过去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种植花卉苗木,但近年来市场饱和,价格持续下跌。村民们种植树木养家糊口很难,因此我们针对城里面人的“阳台经济”,开设了乡村美学学院,使得他们从过去种植高大树木,变为种植小微盆景。现在不仅受到了很多城市消费者的欢迎,也解决了村以男性为主的中青年就业需求。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我们又利用闲置宅基地和住房对外租赁,发展文旅和民宿产业,目前村里面已经建好3家民宿,还有6家在建。除了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村民,也可以通过培训后在这些民宿中担任保洁工作。发展乡村旅游还带火了餐饮业,我们对如何发掘地方美食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又解决了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2015年岷江村的人均收入是1.8万元,2019年已经超过3万元。大学生能发现乡村新价值《21世纪》: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更重要的是要有年轻人,岷江村目前有大学生愿意回来就业吗?陶勋花:对于农村而言,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是人才。但乡村的希望,在未来,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辈。每年村里面都有小孩考上大学,我不建议他们所有人都回到村里面,毕竟这里的就业承载力还很有限。但一些大学生回来后,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他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创结合起来,让古老的东西受到城市游客的喜爱,这可能只有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大学生能够胜任。比如,土地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草药,过去这些都不值钱,但我们村的大学生却把这些草变成了宝。他们想到了把草药做成生动有趣的科普课件,吸引城里家长带着小孩来学习,让他们知道这些草药的价值,也丰富了我们乡村旅游的内容。大学生回来,能够发现乡村的新价值,也能把土地上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通过现代化的方式串联起来,吸引了很多城市游客。他们都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乡村旅游,而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与大自然有关的知识课堂。作为基层的村支书,我认为岷江村的经验都可以复制。当然我们村也在进行三年、五年的发展规划,我想未来还可以朝着科技兴农、智慧农业的方向发展。但现代农业这条路是很漫长的,很多现代农业都需要五年或者十年的培育,老百姓(603883,股吧)很少愿意去等这个时间,你和他们谈远大理想和规划,不如谈现实的增收问题,不然农村留不住人。一句话,只有稳现在,才能稳将来。《21世纪》:你一直在强调人才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在今年两会上,就这一方面话题,你提出了什么建议?陶勋花:在加强乡村专业人才培育方面我的建议是,首先建立区级乡村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扩大乡村专业人才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确保创新创业团队、专业人才指导服务覆盖所有行政村,并切实发挥带动创业就业、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等作用。第二,建立健全乡村振兴人才长效培训机制。面向全国涉农院校推出乡村振兴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加强乡村规划、文创、旅游、金融、互联网、品牌等培训课程设计,认定一批培训机构和基地,采取校地、城乡、区域合作等培训机制,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第三,开展乡土人才示范培训。认定一批带动能力强、有农业生产经验或一技之长的农村家庭能人。实施乡村工匠扶持行动,不断扩大“匠人联盟”影响力。在创新乡村人才使用机制方面,我建议建立完善用人机制。改革人才分类管理、优胜劣汰制度,创新选拔方式和考核办法,拓宽选拔视野,积极为优秀乡村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此外,还需要探索制定促进人才流动的政策措施。根据乡村人才的结构、数量、层次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建立优秀人才库,实现服务乡村振兴和人才成长的有机统一。(作者:李果 编辑:李博)

  • 民法典诞生 致敬66年间那些“民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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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康人寿2019年多项数据亮眼

    原标题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泰康人寿 2019年多项数据亮眼

评测

  • 真正把“精简版”会议开成“精华版”

    新京报插图/赵斌政协笔记拒绝“蜻蜓点水式的调研”,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力戒“唱高调式的建言”——未来一年,迫切需要政协委员们高质量的建言献策。5月2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了。汪洋主席在闭幕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在会期压缩、节奏加快、任务更重的情况下,全体委员认真审议文件、深入协商交流,围绕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决战决胜目标任务,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一次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对汪洋主席的讲话,我们感同身受。这次会议,会期压缩了整整4天,但是时间压缩,协商议政“不缩水”,真正把“精简版”会议开成了“精华版”。拿提案来说,作为委员履职的重要形式,本次会议的提案工作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委员参与度更高了,1944位委员提交了提案,占委员总数的90.38%;界别提案增加了,比去年增加了1.6倍;提案总体质量更高了,选题更聚焦,调研更深入,意见建议的科学性、可行性显著增强;提案内容更集中了,围绕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双胜利,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等重大问题的提案,占了绝大多数;网络参政更普遍了,网上提交的提案占比高达92.68%,其中通过委员移动履职平台提交的达到2140件。再以会议的媒体报道为例。与以往数千名媒体记者的大规模报道不同,这次现场记者少,会场、驻地显得“静悄悄”。但各大媒体来自代表委员的报道其实并不少。云访谈、视频对话、连线直播……通过网络,会场内外依旧无缝衔接,代表委员的媒体素养也得到了提升。我自己则继续坚持撰写两会手记、政协笔记等专栏文章,参与了不少媒体的线上访谈,与公众分享政协参政议政的点点滴滴。会议期间,委员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建言献策、畅所欲言。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界别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为我们看清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提供了一架显微镜,统揽全局,内涵丰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如何紧扣目标任务提高履职能力、增强工作实效?这也是“两会”后的一年间,全体委员最重要的目标任务。这需要我们像汪洋主席在讲话中倡导的那样,反对“走过场、讲形式的做派”,拒绝“蜻蜓点水式的调研”,力戒“讲大话、唱高调式的建言”;这需要我们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进一步把握政协工作规律和协商的方法要义;这需要我们学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履职手段,增强资政建言的前瞻性、精准性,提升凝聚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会议的结束是行动的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添助力、增合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是委员们的光荣使命。□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 市人社局确保惠民政策不走样

    原标题: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市人社局确保惠民政策不走样

  • 产业链活了,村民也就富了

    70后尤双印、80后赵兴志、90后唐文德,此心不移系敦煌(名师谈艺)三人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国三星“分享村庄”项目的村庄带头人,他们背后的脱贫攻坚故事,也是三星“身在中国,心为中国”理念的生动实践。  抓住特色 规划产业  绿水青山,云海翻涌。这处“梯田托起的村落”,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2014年,村里37%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打工。2013年,白岩村的90后唐文德辞掉上海工作,回到家乡,“乡野游、农家乐越来越火,有了扶贫政策支持,家乡搞乡村旅游能脱贫。”  有信心的不仅是90后。  黑土地、山泉水、长日照……吉林舒兰市双河村的大米品质很不错。可由于不懂经营,好米卖不上好价,34户村民一度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70后尤双印当过兵、经过商,毅然挑起双河村党支书的担子,带着村民打造“贡米之乡”品牌。80后赵兴志则放弃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机会,回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树子洼村发展苹果产业。  “不能丰产不丰收,要脱贫就得产业化。”尤双印心里有计划。然而,刚实施就遇上不少困难: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  赵兴志和唐文德也遇到了各自的难题。“筹建村民合作社统一管控,苹果商品率明显改善,但市场竞争力依然不理想。”“没有规模化的设施改善和专业运营,靠零敲碎打搞民宿旅游很难带动全村脱贫。”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中国三星总裁黄得圭说,“真扶贫,扶真贫”是三星口号,“标本兼治,靶向治疗”是三星思路。从2014年开始,三星将精准扶贫作为自身的重点工作。  三星有着“分享经营”的企业理念,就是将三星集团的经营成果与身边的人们分享,为他们带去梦想和希望。2014年,三星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分享村庄”产业扶贫项目,通过帮助贫困村规划产业、升级基建、整合生产,助力脱贫。  培养人才 整合资源  一松手就倒了,这种扶贫可不行。要扶出“根”。三星扶贫,既培育产业,更培养人才,注重通过人的改变,实现造血式扶贫。“分享村庄”项目实施时,中国三星非常重视带头人,层层筛选出尤双印、赵兴志、唐文德等13位村庄带头人。“三星扶贫不是简单的往兜里塞钱,而是给大家带来知识和理念。”赵兴志说。  白岩村通过旅游合作社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乡村分散资源,统一规范管理、制定发展规划。唐文德说:“合作社让更多村民们动了起来,全村脱贫有了方向,致富有了奔头。”  2019年,三星还创新了“分享式”扶贫模式,组织10位“分享村庄”带头人赴韩国交流。通过与当地交流村庄产业脱贫经验,唐文德取到了“真经”:学习韩国尚州的“柿饼村”,挖掘出白岩村很多极具商业价值的农副产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激发出当地乡村旅游更多的市场潜能。  唐文德根据民宿运营的实际需求,与当地企业合作,推出了杨梅汁、八月笋、鱼酱酸、雷山银球茶等各类特色农产品。说起白岩村的变化,唐文德满是自豪:“现在,银球茶、鱼酱酸已成为热销爆款,预计带来周边收入50万元。开拓农产品加工品类,村民收入也实现了多渠道增收……”  两年来,白岩村脱贫成效喜人。2018年底,全村脱贫55户227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1%;2019年底实现“双清零”目标,村民人均收入达14794元。  激活动力 长效发展  “销售渠道通了,产业链活了,村民也就富了。”赵兴志笑着说,目前树子洼村村民发展苹果产业积极性高涨,村民人均收入从5000元提升至14700元,“这两年,返回村里发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还加入合作社”。  “‘分享村庄’项目不仅让双河大米卖出好价钱,也改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据尤双印介绍,现在双河村打牌、赋闲的村民少了,琢磨发展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将是双河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2019年,“分享村庄”模式入选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精准扶贫50佳案例》。“分享村庄”与三星“分享经营”企业理念一脉相承,与三星关注人的能力、关注人才培养的企业文化同出一辙。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中国三星长期发挥自身优势,以产业扶贫切入,以扶持能人深化,为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脱贫成果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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